摇号买房摇不到也有成本有人一年“付出”10万元

手握五六百万元,但为了随时参加摇号,放弃购买长期理财产品摇号买房,摇不到也有成本有人一年“付出”10万元

某楼盘售楼处现场。 楼肖桑 摄

说到普及,再来看看移动设备的影响吧。

一个楼盘一次冻资额就达上百亿元,真金白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杭州楼市的惊人购买力。

今年以来,随着调控持续深入,杭州楼市出现分化,越来越多的楼盘不再要求冻资。在当前行情下仍有底气要求冻资的,绝对是红盘中的红盘。杭州壹号院和晓风印月就是这样的红盘。

事实上,我们刚刚听说帕洛阿尔托的Fry’s Electronics即将关闭,这份悲壮中带着几分诗意。

局势变得如此糟糕,我们甚至已经对此感到麻木。持续不断的数据泄露事件每次都会损害了数百万个帐户,使我们所有人都陷入挫败感。

现在,移动设备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与2010年相比已经相去甚远。我们主要讨论的并不是它的益处,而是危险和问题。

与社交媒体一样,移动设备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与技术联系最紧密的渠道。现在,这种联系确变得跟烟草、赌博或阿片类药物一样让人上瘾。

“我看中了杭州壹号院和晓风印月,因为是二套,冻资款都需要三四百万元。参加摇号之后买了随时可取回资金的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只有3%左右,而长期理财产品收益率可以达到5%。以400万元资金来计算,一年下来光利息差就达到8万元左右。”刘磊表示,“每次冻资要一周左右时间,四次冻资就是一个月,这期间的机会成本就是400万元的理财收益。一年下来,摇号的资金成本差不多10万元。”

在最糟糕的日子里,微软可能曾经被称作“邪恶帝国”,但人们并没有称之为“大微软”。

这也反映了商业现实。如今的创业公司的目标未必是上市,而是希望被微软、谷歌或Facebook收购。尽管这是一个完全有效的商业战略,但它的本质确实“兜售自己”,而不是自强自立。

“大技术”的兴起也影响了业内人士。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人不仅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而进入了科技领域,还希望能建立更美好世界。但他们却发现自己在一个被视为与烟草同样有害的行业中工作,与其初衷背道而驰,而且这种负面影响还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交媒体最早出现在2000年代后期。YouTube于2005年首次亮相,而Facebook和Twitter则在2007年左右真正成为主流。因此从技术上讲,这是前十年的创新。但是,当我们站在2010年的转折点时,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仍然足够新颖,以至于我们所有人都还在思考它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仍然对新技术很着迷。

4、“大科技”的兴起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干预。西方民主国家和社交媒体公司的领导人对如何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恶意操纵同样反映迟钝。我们多数人使用社交媒体只是为了分享宠物和美食图片,有的人却看到了有史以来最先进、最有效的手段来分发和宣传虚假信息。

“买这类房子的购房者手里都有房,主要是为了改善。”林女士表示,自己不是投资,尽管手里有五六百万元,也不会去摇那些价格便宜的“万人摇”红盘,而是一心等待自己想要的改善楼盘。

花一点时间环顾一家餐厅,你会看到许多人坐在一起,坐在桌子旁,但他们全都紧盯着手上的移动设备,却并没有充分融入与身旁亲朋好友的互动。

手握五六百万元一直等待

在2010年代末,我们却没有了这样的感觉,不在认为会出现更新、更大、更好的东西。

杭州壹号院和晓风印月加起来,今年一共开盘五次,共计1296套房源,全部售罄。所剩的房源已经不多。

但这最终反映了基本的科技现实。如上所述,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出现在最近十年中。互联网、万维网和网络浏览器是1990年代的产品。尽管有人曾经预言了PC会消亡,但它仍然存在,而它的起点是1970年代。在许多方面,早期采用者、业余爱好者、极客和黑客共同推动了数十年来对技术的乐观。到了2010年代末,对于这些受众来说,开发或购买或者自己在家制作新颖且具有革命性的东西,已经带不来太多新意。

杭州壹号院最近两次摇号,无房无贷购房家庭的冻资金额分别是210万元和270万元;有房或有贷的冻资金额分别为420万元和540万元;全款购房的冻资金额分别为700万元和900万元。这两次摇号的报名人数,分别是2264人和1123人。由于总价不低,打算购买杭州壹号院的购房家庭,绝大多数都属于二套或者有过房贷,平均冻资额度超过400万元。

自2010年以来,数据泄露的数量和规模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增,即使我们当中最悲观的人也无法预料到。它很可能被称为“数据泄露十年”。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深深地削弱了人们对互联网的信任,以至于很多人已经从内心认定自己的数据随时可能会丢失——如果还没有丢失的话。

晓风印月今年10月首次开盘,冻资门槛也不低。其中,无房无贷(首套)购房家庭须冻资170万元,其他购房家庭(二套)须冻资340万元。晓风印月首开共有4221户家庭报名,冻资款总额超过100亿元。12月第二次开盘,报名人数3399人。

3、无处不在的数据泄露

一年损失10万元利息

第二,必须有新一代真正颠覆性的创新者,他们将科技视为个人解放的工具,还要下定决心与当今的IBM们竞争,并赢得胜利。要扭转这种局面,下一代极客、黑客和业余爱好者必须找到自己内心的乔布斯和盖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为未来十年带来新的希望和进步。

自去年4月实施摇号新政以来,奔波于一个又一个楼盘之间参加摇号,已成为不少杭州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你只需要访问haveibeenpwned.com,输入你的电子邮件,就可以查看你的邮箱泄露了多少次。在撰写本文时,仅该站点就汇集了超过90亿个受感染帐户。

“开发商领出楼盘预售证后,一般都会要求在一周之内冻结资金并报名。因为开盘时间不确定,冻资款肯定不能做长期理财,要保证随用随取。”刘磊说,为此他不得不放弃年化率相对较高的银行长期理财产品,转而选择可以当天取回资金的理财产品,自然年化收益率要低很多。

来自温州的林女士,参加了晓风印月的摇号,结果都没摇中。她告诉记者:“我在杭州已经有一套房了,在滨江区四桥这边。再过几年,我和我先生都退休了,打算搬来杭州居住,所以考虑以女儿的名义在滨江再买一套,以后都住在滨江,离得近。这次没摇中,就等晓风印月下次开盘,一边看看其它楼盘,比如明年要开盘的时代滨江四季,地段也很不错,目前限价情况下,价格也不会有多大突破。”

在1980年,我们知道处理器的到来将使像苹果II这样的电脑变得更加有用和强大。在1990年,我们知道Mac和Windows在下一个版本中会变得更好。在2000年,互联网才刚刚起步,我们知道将会有更多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而在2010年,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仍然很新,以至于我们知道(或认为我们知道)更多、更好的技术还没有到来。

在美国,在任何东西上贴上“大”这个标签的都不是好事。无论是“大政府”、“大企业”、“大石油”还是“大烟草”,“大”绰号都表明一个行业或机构规模已经超出了美国平民的接受范围。

这种乐观情绪能回来吗?我相信能,下面就是方法:

1、社交媒体:宣传、虚假信息和不和谐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时过境迁的结果。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重点转向慈善事业,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也已驾鹤西归。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和蒂姆·库克(Tim Cook)分别为微软和苹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有远见的CEO相比,他们俩的主要角色都是“守护者”。你只能挖掘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做什么。有远见的一代已经远去,还没有新一代可以取代它。

我们经常看到有关少年儿童沉迷于电子设备的文章,也会时常看到由此对社会和认知产生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旨在限制屏幕时间的控制功能相继出现,希望减轻移动设备成瘾问题。

毫无疑问,2007年的iPhone是革命性的,Android紧随其后。与社交媒体类似,站在2010年代初的时点上,移动设备的作用仍是未知的,当时可谓潜力巨大。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逐渐了解了移动设备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问题在于,有利必有弊。

这个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我们该如何扭转不利局面呢?

随着人们越来越不信任这些成功的高科技公司,甚至怨恨它们的力量和影响力,“大科技”这个标签已经根深蒂固。作为令人愉悦但令人上瘾和不健康的东西的提供者,“大烟草”和“大技术”之间的文化共性不容小觑。

历史学家说,通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编写一段历史,因此现在就给2010年代定性还为时尚早。但是,过去几年来,我一直听到做技术的同事说着同样一句话:“现在一点意思都没有。”尽管这听起来似乎是肤浅的抱怨,但却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真理。科技界的性质已经改变,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它失去了曾经的乐观和坚定。

技术本身是最后的问题。自1970年代以来,驱动该行业及其乐观情绪的引擎一直是创新。

即使在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新技术的广阔前景,如人工智能或量子计算等领域,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新技术也越来越令人怀疑和担忧。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的外观和感觉更像是出自IBM,而不是来自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的车库。

社交媒体虽然在选举干预中发挥作用,但却未能在支持人权、民主和积极的社会变革上充分发挥潜力。2009年,Twitter帮助伊朗抗议者反抗政权而受到赞誉。而在2019年,我们看到专制政权关闭互联网访问权,并以恶意方式使用Twitter和Facebook。在缅甸罗兴亚族种族灭绝中使用Facebook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在政府和宣传领域之外,社交媒体过去十年似乎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人们相互隔离,而没有帮助他们相互团结。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政治、宗教和许多其他问题的争论已变得司空见惯。

现在,这种痴迷已经过去了。希望和梦想已被现实所取代:这些平台造成的危害在2010年没有人能想到。

随之而来的是信用卡欺诈行为激增,身份盗窃猖獗。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已经看到“大科技”一词频繁出现,现在甚至已经司空见惯。“大科技”将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都归为一类,有时也包括苹果和/或微软,但影响力都不如前三者。

手握数百万元,却一直摇不到房,怎么办?林女士的回答是:等。

摇号新政实施后,部分楼盘价格相比二手房优势明显,报名人数远超房源数量。因为不愁卖,同时也为了减轻工作量,开发商设置了冻结验资门槛,要求冻结一定额度的资金,将一批并不具备购买力的购房者挡在门外。

由此可见,作为日常生活中最普及的技术之一,这些社交媒体的影响充其量算是中性的,甚至可能是负面的。

但事实上,摇号并非不用付出成本。一些红盘,尤其是高端红盘,设置了较高的资金冻结门槛,如位于滨江区的杭州壹号院和晓风印月,每次开盘均要求冻资数百万元,但中签率依然很低,能摇中的只是少数。而那些屡摇不中的购房者,一年下来,仅利息上的损失就高达10万元。

刘磊也说,自己所在的购房群,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买六七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房子都不是为了投资,就是为了改善,所以很少看到他们要去摇什么万人摇的刚需盘。“我们这些人摇高端红盘就是为了改善居住,看中的就是地段和品质,而且在限价之下,安全边际也比较高。摇不到就继续摇,尽管一年的资金成本要10万元,一旦摇中,这10万元就不算什么了。”

首先,必须解决影响信任的问题。无论是通过监管还是自我监管,都必须解决有关社交媒体滥用、设备成瘾和数据泄露的担忧。否则,技术将继续朝着“大科技”迈进。

红盘虽然诱惑挺大,但是久摇不中的代价也不小。前前后后参与杭州壹号院和晓风印月四次摇号的购房者刘磊(化名),至今还没摇中,他告诉记者,摇这些高端楼盘的成本其实不小,一年下来的利息损失就超过10万元。

iPhone“下拉刷新”功能的发明人劳伦·布里切(Loren Brichter)在2017年10月的《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遗憾地承认,这种功能使移动设备变得像老虎机一样上瘾。

刘磊说,他并不是孤军奋战,在他所在的购房群里,有很多跟他一样的“屡败屡战”者。如果细细算上一笔账,为摇高端红盘付出的机会成本还真不小。